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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耳光引起的宫廷事变  

2014-04-03 16:13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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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   宋仁宗明道二年(1033年)隆冬某天,皇宫内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,刚刚亲政不久的宋仁宗,被皇后郭氏不小心扇了个耳光。
  
  事情是这样的,在后宫,宋仁宗宠幸尚美人、杨美人,对自己年轻的皇后郭氏反而十分冷淡。尚、杨得宠于皇帝,颇娇纵,而郭皇后遭受冷遇,颇妒恨,两者相遇,常常不快。这天,尚美人又当着宋仁宗的面,对郭皇后盛气凌人,恶语相加,郭皇后忍无可忍,对着尚美人的脸颊扇过去一耳光,宋仁宗赶快用自己的身体挡在了美人之前,郭皇后的耳光没沾到美人的脸,却扇在了皇帝的脖子上,还留下了“爪痕”。
  
  其实,内宫争宠、打架斗殴的事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,人家亲姊妹同一屋檐下还会争长论短呢,这是人之常情。按说,后宫的事,不过是皇帝的家事,作为家长的皇帝既然亲眼目睹,皇后的耳光又是无心之举,那么批评教育几句,或者各把五十大板,事情也就过去了。但是,这件家事后来却被宋仁宗无限放大至国事的高度,拿到朝堂上来作为政治问题处理,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博弈,而这场博弈中的人,既包括位高权重的皇帝宋仁宗、宰相吕夷简,也包括宦官阎文应,还包括位身微言轻的谏官范仲淹、孙祖德等。那么,这些形形色色的人,到底想要在这场博弈中得到什么呢?
  
  先说皇帝宋仁宗。《宋史?后妃上》载:“初,帝宠张美人,欲以为后,章献太后难之。后既立,而颇见疏。其后尚美人、杨美人俱幸,数与后忿争。一日,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,后不胜忿,批其颊,上自起救之,误批上颈,上大怒。入内都知阎文应因与上谋废后,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。上以示吕夷简,且告之故,夷简亦以前罢相怨后,乃曰:‘古亦有之’。后遂废。诏封为净妃、玉京冲妙仙师,赐名清悟,居长乐宫。”
  
  这段史料说明几个问题,一是郭氏之所以能当上皇后,是宋仁宗母命难违,被逼无奈的结果;二是郭皇后作为众妃嫔之主、帅六宫之人,却常常被妃嫔们欺侮,唯一可能的原因是皇帝的默许或怂恿,说明他有虐后之心;三是仅仅因为几句口角、一个耳光就轻言废后,可以看出宋仁宗废后的图谋由来已久。
  
 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,说白了都是宋仁宗母亲章献刘太后惹的祸。宋真宗临终前传位于宋仁宗,但当时他才十三四岁,只好暂时安排刘太后摄政,“真宗崩,遗诏尊后为皇太后,军国重事,权取处分”(《宋史?后妃上》)。然而,刘太后一垂帘就是漫长的十一年,这十一年间,宋仁宗由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,逐渐成长为有自己思想和主见的青年。不过,虽有主见,但不能作主,他想做的,太后说不是时候,他想玩的,太后横加阻拦,他明明已经长大成人,而且朝廷内外还政于他的呼声还一再高涨,但刘太后始终把他晾在一旁,有权不能用,有气不能使,有想法没办法。更让他恼火的是,那些由刘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小官员,均俯首听命于太后,对自己这个皇帝貌似尊敬实则敷衍,处处掣肘,备受冷落,宋仁宗便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,年龄愈大愈浓烈。
  
  明道二年初,刘太后终于还政于宋仁宗,不久驾鹤西归。刘太后一旦去世,宋仁宗那颗久久压抑的心终于得以舒展,这种变化从南京(今河南商丘市)留守推官石介的话中可以窥见端倪:“倡优日戏上前,妇人朋淫宫内,饮酒无时节,钟鼓连昼夜”,宋仁宗象脱缰的马儿,在欲望的草原上纵横驰骋,日日买醉,夜夜笙歌,一抒多年郁积于心的阴霾。同时,宋仁宗从亲政第一天开始,就在着手剪除刘太后的势力,“太后崩……帝始与夷简谋,以张耆、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,悉罢之”(《宋史?吕夷简传》)。俗话说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,宋仁宗通过把刘太后当年重用的朝廷大臣降职、罢免,来实现自己“去刘化”目的。
  
  郭皇后几乎是不知不觉就撞到了枪口上。刘太后在世时,郭皇后倚仗自己是刘太后的人,独霸后宫,悍妒非常,让宋仁宗非常厌恶,而又无可奈何。但是,如今已经进入宋仁宗时代,还以刘太后时代的态度来待人接物,这是郭皇后不能与时俱进,以至于一点家庭小事,便惹得宋仁宗大怒,把小事变成了大事,把家事变成了国事,最后以被废除皇后身份了结。不过,话又说回来,郭皇后与时俱进又如何呢?能改变被废除的命运吗?不一定。因为从宋仁宗来说,废除郭皇后,是他一系列“去刘化”构想的必然环节,吵架不过是个由头,郭皇后即使这次不废,下次也会因为其他原因被废的。
    
  宰相吕夷简主张并推动废除郭皇后的目的是什么呢?这是因为郭、吕之间曾有过节。刘太后去世后,宋仁宗与宰相吕夷简商量罢免枢密使张耆、枢密副使夏竦等人,理由是他们依附刘太后。议完后,宋仁宗闲谈中告诉了郭皇后,郭皇后却说:“夷简独不附太后邪?但多机巧、善应变耳”(《宋史?吕夷简传》)。这句话击中了宋仁宗的软肋,吕夷简随即也被罢免,好在当时宋仁宗身边没有比对吕夷简更信任的人,于是,年内又让他复相了。吕夷简通过入内都知阎文应了解到郭皇后从中作梗,便怀恨在心,宋仁宗同他商量的时候,他毫不犹豫以‘古亦有之’为由,直接促成宋仁宗下定了废后的决心。因此,吕夷简主张废后的动机是公报私仇。
  
  而阎文应作为太监头子,天天围着皇帝转,绝对是以皇帝的好恶为好恶,以皇帝的喜欢为喜欢,极尽巴结之能事的。郭皇后误伤了皇帝,皇帝又讨厌郭皇后,他就顺着皇帝的思路,建议皇帝废后,“且劝帝以爪痕示执政”,出主意、想办法,为皇帝废后找理由。实际上,这种行为乃官场惯技,无非是捞取政治资本,即所谓“踩着同志的肩膀向上爬”是也,皇帝满意了,自然更加信任自己,更加抬举自己,自然一手遮天、飞黄腾达,太监也要奔前程嘛。所以,阎为应在废后中寻求的是皇帝的宠幸,打的是自己的如意算盘。
  
  皇帝把家事拿到朝堂之上讨论,说明这是国家大事,既然吕夷简、阎文应们充当了“倒后派”,为皇帝废后推波助澜,自然就有一班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参与其中,充当“挺后派”,据理力争。于是,御史中丞孔道辅、谏官范仲淹、孙祖德等十余人,长跪于宫殿门外,大声呼号,请求皇帝接见,极言“后无过,不可废。”然而,宋仁宗要“去刘化”,郭皇后是必须牺牲的棋子,不会以御史谏官们几句话说变就变的。郭皇后最终被废,伴着长乐宫的青灯古佛,度过了她的悲切孤寂的最后日子,2年后,因病而逝,年仅24岁。谏官们因言获罪,纷纷降职被贬,孔道辅出知泰州(今江苏泰州市),范仲淹出知睦州(今浙江建德市),孙祖德等罚俸半年。尚、杨二美人在之后也没过几天风光日子,在朝臣们的一再批评下,宋仁宗不得不把她们遣送出宫,作为废后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的缓冲。
  
  然而,孔道辅、范仲淹们为什么要冒着巨大风险去蹚这趟浑水呢?原因是这些习孔孟之道出身的官员,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下,练就了一身固执而坚韧士大夫品格,把维护国家和皇权利益作为毕生理想,他们认为错误的,坚决反对,他们认为正确的,始终坚持,哪怕连连贬官甚至牺牲自我也在所不惜,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(范仲淹语),这是他们义无反顾的誓言,对于他们来说,这就是真理。他们反对废后,追求的是他们所坚持的真理。
  
  当皇后不小心扇了皇帝的耳光以后,每一个人都怀着各自的心思,扮演着各自的角色,推动着这一事件的发展,殚精竭虑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东西,从而使这一事件超出了事件本身,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,这,就是政治。但让人叹息的是,在整个事件中,无论郭皇后也好,尚、杨二美人也好,都成了利益角逐的道具,都是一只沉默的羔羊,最终都不可逆转地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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